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深夜，北京细雨初歇，丰泽园里灯火通明。工作人员悄悄议论：主席又在伏案读信。信纸已被翻得起皱，落款“彭德怀”，八万余言，沉甸甸压着宣纸边缘。主席合上眼镜靠谱的配资平台，低声道：“老彭还是那股犟劲。”片刻后，他吩咐：“明天一早，请他来。”语气平静，却透着久别重逢的笃定。
翌日清晨七点，向晚的凉意尚未褪去，毛主席已步入颐年堂。身边警卫见他神情舒展，听见他念叨：“六年不见，该聊聊了。”八点整，穿一身深灰中山装的彭德怀迈进院门。昔日西北野战军司令，风尘未歇，脚步仍是熟悉的果决。两人对视一瞬，仿佛重返二十年前的硝烟岁月。
短暂寒暄后，茶沸生香。彭德怀爽朗地开口：“我可是无事不敢叨扰呀。”一句玩笑，把气氛撩拨得松弛。主席却看得细致：“胡子白了，人廋了。”又提起那封长信，“几年不写，一写八万字，着实吓人。”这是两位耄耋前辈独有的调侃，更是深层信任的回声。
片刻后，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陈云、彭真相继入座。谈话转向正题——大三线建设。西南山川险峻、腹地广阔、资源丰富，战争阴影尚未散去，建立战略后方迫在眉睫。主席目光落在彭德怀：“去那里，合适得很。还可以带点兵，磨磨刀，也好让后人明白你这一辈子的价值。”
彭德怀沉吟。他回想自己自庐山会议以来的寂寥，回想那张决议案上的“反党”字样。六年时间，他扎根田间、走访工厂，却一直被舆论包抄。此刻被重新征召，岂能不百感交集？他放下茶杯，声音低沉：“我曾向主席保证过三条：不做反革命，不自绝于世，愿意劳动自养。但现在要我去西南，怕是有人不服……”
主席摆手，言辞缓和却笃定：“有分歧，让他们同我谈。历史自有结论，庐山那一页已翻过去。”随后，他举例历来战事。“当年赣江之畔，你一句‘一定要过’，我们趁夜摆渡，全军突围；富田事变，你第一时间把那几封挑拨信交给我，没被暗流带走。这些，全写在我的选集中，你的名字一直在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非简单的“宽宥”。在座诸人皆知，彭德怀的军政履历堪称旷世。自一九二八年平江城头敲响“闹饷”的铜锣起，他与滕代远、黄公略扛出红五军；于宁冈山会师，壮大工农红军；三过雪山，五渡赤水，长征最险的天险腊子口，是他一马当先；西北高原上的沙家店、青化砭、羊马河，依旧回荡着“彭胡子”挥手的号令。
抗美援朝更是无法掩盖的篇章。一九五○年十月，志愿军组建仓促，彭德怀一句“我的部队我熟”，领命即行；五次战役推敌至三八线，他几乎夜夜不合眼，靠一盏马灯调动兵团。伴随硝烟的还有那封著名电报：“美军孤注一掷，我已令三十八军穿插。”其胸襟与担当，当世稀有。
正因如此，六年冷寂并未抹去他的历史功勋。毛主席说“要一分为二”，其实更像是留足转圜——批评是必须的，功劳也要承认。三线建设缺不了能扛重活、敢下深山的硬汉，彭德怀就是首选。
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。午后用餐时，众人举杯，气氛有些拘谨，却也夹杂暖意。席间，邓小平轻声与彭德怀说：“西南山高路远，可别再像打仗那样夜行军了。”彭德怀憨笑：“老兵不怕山高，只怕闲。”短短一句，把自己的态度表得分明。
十月十九日，他走进杨尚昆办公室，拿出记得一清二楚的清单：调资、配车、技术骨干名册，事无巨细，都是为建后方工厂操心。看得出，这位老帅又找回了久违的指挥节奏。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成都秋雨连绵。站在新落成的指挥部门口，彭德怀迈出第一步。此时距离他在庐山递交“万言书”，已过去整整六年零四个月。他给远在北京的许光达写信，只说一句：“开工伊始，百废待举。”再无牢骚。
史料显示，彭德怀在川黔交界走遍山岭，选址、看矿、谈铁路、拉电网，夜宿工棚成了常事。在雅安边上的海拔两千米高地，他曾用木棍画图纸，督促工程师赶着赶图。一位老工程兵回忆：“首长说，能多修一条隧道，就多一条命线。”那年，彭德怀六十七岁。
遗憾的是，命运再度翻卷。三年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浪潮袭来，他被迫中断工作，沉冤待雪尚需岁月。可即便如此，提起他在西南留下的公路、军工厂、输电线，当地干部至今言必称“老彭那一锤定音”。
回到那场见面。毛主席最后的嘱托只有一句：“振作精神，路还长。”语气平淡，却重过千钧。对于新时代的中国，二位同龄人看得都很远：前方或许还有风浪，但桥要先架，路要先修，工业心脏要藏在深山。
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，成为共和国工业布局的转折点；而它的序章，正由九月二十三日颐年堂的一次握手开启。历史并不轻易涂改功勋，它只是耐心等待恰当的时刻，让沉默的姓名重新发声——就像毛主席那本《选集》里，始终没有删去的那一排铅字：彭德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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